但是這種情況，在秦國卻是個例外。
秦國的律法對黔首是嚴，對官吏苛。
為了防止官吏濫用職權，貪贓枉法，在秦的律法中，有大量律令是針對官吏犯罪製定的。
官吏犯過，刑罰必加，絕無寬恕餘地。
尤其是對於擔任司法刑獄和貪汙受賄的官員，秦律的懲罰尤為嚴重。
秦國將官吏斷獄責任分為“不直”、“縱囚”、“失刑”三種情況。
故意從重或者從輕判罰的，稱為不直。
暗箱操作鑽漏洞，使罪犯夠不上判刑標準的，稱為縱囚。
因為失誤而造成錯判的，稱為失刑。
在秦國，一旦出現這三種情況，直接會被施以肉刑，變成城旦舂去服苦役，子子孫孫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對於貪汙受賄的官吏，秦律中規定，官吏若是行賄受賄超過一錢，判以黥刑並服苦役。
而且這個處罰不僅及於本身，三代之內的子孫也不得出仕為官。
如此，在嚴苛的律法監控之下，秦國政治清明，官吏莫不恭儉，不敢貪汙受賄，不敢玩忽職守，而且辦事效率極高，這在其他六國以及後世皇朝是決然看不到的。
這一點，在這穿越過來的三個月的時間中，秦安深有體會。
黔首有立足之地，官吏克己奉公，就憑這兩條，就足以讓秦安對秦朝高看一眼。
此後的兩千年，在秦安看來，社會冇有前進，反而是在倒退。
不要說文景之治、貞觀之治、開元盛世、永樂盛世，仁宗盛治、更彆說滿清的康乾盛世。
這裡麵除了文景之治還有幾分看頭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扯淡，尤其是滿清韃子的康乾盛世，更是扯淡。
這些所謂的盛世是貴族世家的，是地主官僚的，與百姓基本無關。
張養浩在《山坡羊·潼關懷古》中寫道：
“興，百姓苦。”
“亡，百姓苦。”
魯迅也在《出賣靈魂的秘訣》中寫道：
“盛世之牛馬。”
“亂世之炮灰。”
在古代社會，好事是落不到百姓都頭上的，而壞事往往都由百姓來承受。
‘苦一苦百姓’絕非一句台詞，它在曆史上，屢見不鮮。
站到唯物辯證法的角度，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，從正反兩方麵考慮，纔不至於片麵。
秦安認為，秦國的律法製度，以及生活環境，有壞的一麵，更有好的一麵。
就如同如何定性始皇帝的功過一樣，功遠大於過。
也正是如此，秦安纔想著讓大秦萬世永昌。
可秦安也知道，這是他的願，他的理想國，想要實現，除非政哥長生不老，不然，也隻是多延續大秦幾百年壽命而已。
中央集權君主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，那就是它的上限很高，同樣它的下限也很低，國家的好壞全繫於帝王一人。
最能詮釋這點的帝王，便是唐玄宗李隆基，他一手把大唐推向了最輝煌的巔峰，也一手把大唐打入無底的深淵。
帝王可以平庸，卻不可以無能昏聵。
一旦帝王無能昏聵，那些通過政治聯姻，或者利益輸送結合在一起功勳集團，官僚世家和地主豪強，便失去了壓製。
他們會將貪婪的觸角瘋狂的延伸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，利用手中的權利，吸食國家或者百姓的血液以滿足自己的私慾。
每當此時，也正是每一個皇朝開始走向覆滅的開始。
細數中國曆史上的皇朝，滅於外患的少之又少，基本上都是內部出了問題；從而由盛轉衰，走上了滅亡之路。